通常一个空缺要邀请三至五人来演讲。
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纪律，加强督促检查，确保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确保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得到全面贯彻。进入专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
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及时采取调控和引导措施，确保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生产稳定、市场稳定。今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我们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加快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垄断行业分类改革。要完整、准确、严格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过程中，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大幅度增加对三农投入，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保障重点领域和重点建设支出，支持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先进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那时候没有垮掉的农村非常富裕。
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昔日苏州乡镇工业的辉煌至今仍令陆咸心醉。此言一出即在网络上引起波澜。
原因则被归结为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单强认为，外界对苏州模式早期的乡镇企业阶段一直持比较正面的评价，而外向型经济模式则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而有数据表明，在1999年到2003年间，虽然苏州人均GDP增幅近20%，远远高于国内31个大中城市10%的平均水平。在这一年召开的苏州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即使外地学苏州的招商引资也学不来。它无疑是苏州官方对历史的一种盖棺论定。
扩大就业是基本渠道，创业是根本，社会保障是底线。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王旭章说，不过，实际情况并不令人满意。目前苏州引进外资仍是通过开发区形式的政府为主导，而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地区GDP总量增长和财税收入，虽然客观上也包含着吸收引进再创新，但由于它不是市场主体，创新难以落到实处。在他看来，乡镇工业恰恰为随后外向型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基础，也继而在外企的带动下，有了今日苏州民营企业的初具规模。
3月份，由任平担任副主编的《苏州之路》一书出版，主编即是苏州市委书记王荣。再后来搞改制，把集体所有改给管理层，就像现在的MBO(管理层收购)一样。
但在现阶段的苏州，由于打工者居多，工资性收入仍是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增长潜力有限，而投资性收入的增长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这也是政府力推的。后来乡镇企业也犯了以GDP称英雄的毛病。
显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实惠，老百姓未能同步享受。这种廉价的打工经济自然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然而，苏州的地方官员们并不欣赏所谓苏州模式的提法。令人注意的则是另外两个变化。但他们也承认，几乎人人都传阅并私下议论过这些文章。对苏州而言，2003年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被中央和江苏省确定为实现两个率先的先行军，并排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在2005年率先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2010年率先实现现代化。
黄奇帆的论据来自于苏州人均收入水平与其庞大的GDP规模极不相称。2003年，以外向型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州模式再度嬗变。
因此讲苏州之路更合适。非议中的苏州之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乡镇企业遭遇困境后，苏州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迅速转向引进外资和产权改革的道路，由此步入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阶段。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进入专题： 苏州模式 。但对于这座以一个地级市的身份，2005年GDP居全国各城市第四，工业总产值居第二，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居首的城市来说，此类非议或许几近侮辱。
外向型经济无可争辩地仍是苏州的第一性经济。苏州市委政研室主任陈楚九说，小康不是政府的自娱自乐，而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度。一切模式都不过是发展途中的一个路标。单强说，政府的投入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经常语出惊人的黄奇帆在一次演讲中给争论火上浇油：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外资之祸？这其实不是个新问题，早在2003年就已经炒过一阵儿。
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苏州模式，正被学界和民间拉下神坛，并在接受非议的同时开始变革只长骨头不长肉。小康不小康，关键在富民。
但是苏州两项居民收入同人均GDP的增幅之差却都是31个城市中最高的。2003年年初，一位名叫龚坚的网友在对苏州和成都的GDP、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私家车拥有量等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除GDP、进出口总额等数字苏州大大超过成都外，在许多有关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上，处于东部最发达地区的苏州，还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的成都。
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世南认为，苏州的问题不能归结到苏州，苏州的问题全国都有。但实际上，苏州2004年的数据中，后者仅为前者的25%。客观地说，苏州人也不可谓不富。苏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卢宁提供的数字则显示，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江苏排名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列全国第一。
陈楚九如此概括目前实施的富民运动。在苏州模式产生、演变的过程中，陆咸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研究者的角色。
任平表示，上述变化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防范外资带来的风险。根据陈楚九提供的数字，近三年来，苏州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平均增幅为15 %，农村的纯收入增幅也达到了10%。
在一片赞誉声中，这可能是对苏州模式或曰苏州经验最刻薄也最引争议的评价。卢宁认为，这些投入虽然表面上没有增加收入，但增加了老百姓的幸福感，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等。
